北京市民張穎家樓下的小花園，是她所在住宅小區里唯一的公共休閑場地。1年前，就是在這片有人遛狗、有人散步，也有孩子玩耍的花園里，張穎6歲的兒子對足球表現出濃厚的興趣。隨后，張穎開始為兒子四處尋找少兒足球培訓機構。但她沒有想到，偌大個京城，想給孩子找個學踢球的地方竟如此之難。
少兒足球培訓機構難以尋覓
大半年過去了，張穎只找到了兩家少兒足球培訓機構，一家在城東，一家在城北。張穎住在北京海淀區，無論送孩子去哪一家，往返一趟都至少需要兩個小時，最終只能作罷。但一個疑問也在張穎心中產生：“少兒英語、奧數、鋼琴、繪畫等培訓班在北京比比皆是，為什么教孩子踢球的培訓班卻如此之少？”
3個月前，張穎終于從一個熟人那里得知，北京西郊植物園附近的一個足球場上，有一名足球教練在舉辦半公益性質的少兒足球培訓班，張穎喜出望外。這個足球場位于北京西五環邊上的一片小樹林里，雖然位置有些偏，但離張穎家還算近，她趕緊把孩子送了過去。
每個周末，這里都有二三十個孩子在教練張建立的指導下踢球。“我這里不搞專業訓練，對孩子踢球的水平沒有任何要求，只希望培養孩子對足球的興趣，幫助他們掌握基本的足球技術動作和初步的團隊配合能力，讓他們‘入門’。”張建立說。
張建立是專業足球教練，他完全是憑著熱情開展這種半公益性質的少兒足球培訓的。在他這里學踢球的孩子每個月交300元學費，每周末上兩次課。張穎一算賬：每個孩子每個月上8到10次課，收取的學費可能剛剛夠場租費，張教練基本上掙不到什么錢。
張建立以前辦過一個酈城少兒足球培訓班，但因為沒有足球場地而被迫在京城四處打游擊，最終還是沒能辦下去。張建立的理念是，不能把普及性的少兒足球培訓辦成高消費、小眾化的貴族運動，必須奉行低收費的原則。但北京的公共足球場地數量很少，且場租昂貴，少兒足球培訓和開展活動往往因此而受困。張建立現在的這個少兒足球培訓班因為場租相對便宜，目前基本上能夠在低學費的原則下維持生存。
張穎有時也會為兒子感到慶幸：“畢竟像張建立這樣的足球教練只是特例，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足球教練都不在意經濟收益。另外，場地不足和昂貴的場租費也是影響少兒足球培訓的一大障礙。”
升學壓力把足球擠到了一邊
39歲的田文敏從小在北京的胡同里長大，小時候在胡同里和馬路邊踢球的記憶，至今仍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中。但在他7歲的兒子身上，田文敏再也看不到自己童年的影子了，“城市里人多了，車多了，樓房多了，但空地少了。現在的孩子又都這么嬌貴，哪家的大人能放心自己的孩子在街頭巷尾踢球呢？”
“我們那一代人是‘散養’的，學習壓力不太大，到外面玩，父母也不太約束。現在的孩子是‘圈養’的，課余時間要么上各種補習班，要么在家里看電視、玩電腦游戲。我也想讓孩子像我一樣愛上足球，但他成長的環境已經完全不是我小時候那樣了。”田文敏說。
兩個月前，田文敏也是從同事那里打聽到張建立的這個少兒足球培訓班，他現在每周都帶孩子來踢球。孩子剛上小學一年級，還沒有太重的學習負擔。田文敏說，孩子的同學幾乎沒有不上課外輔導班的，“等他到了四年級以后，我也不敢保證還能繼續帶他來踢球。誰都希望孩子以后能上個好中學，可‘小升初’的錄取標準只有考試成績。為了能考出高分，讓他在三四年級以后集中精力學習，也是不得已的選擇。”
在張建立的這個少兒足球培訓班里，學員全都是小學一二年級或幼兒園大班的孩子，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孩子極其罕見。不是張建立不招，而是孩子越大，學習的壓力就越重，參加體育活動的時間自然就很少了。張穎告訴記者，她的兒子剛上小學一年級，已經報了英語班，每周利用課余和周末時間上6個小時課。相比起兒子的同學，這還算是上得少的，“我的很多同事或朋友家的孩子，到了小學三四年級以后，課余時間基本上都用來上各種輔導班了，最少的也要報兩個班，多的要報四五個班。周末兩天，孩子能有半天休息時間就算不錯了。”
張穎說：“學踢球后給兒子帶來了很大變化，如果兒子今后沒有那么大的考試壓力該有多好，那我肯定會讓他一直踢下去。”
“兒子以前就愛看動畫片，愛玩電腦游戲。每次想把他從電視機前拉開，或想讓他放下iPad，都非常難。孩子學踢球以后，每到周六周日，都自己主動提前收拾好衣服和球鞋，等著我帶他去球場。我這才知道，原來讓孩子遠離電視和電腦游戲也不是什么難于登天的事。”
張穎說：“兒子有一次去踢球時正趕上下雨，這要在過去，怎么可能讓孩子冒雨出門呢？但教練說，在雨里踢球也是足球的樂趣之一，孩子們踢得很高興，家長們也打消了顧慮。事后，也沒有一個孩子生病。還有一次，兒子踢球時被球擊中了臉，他疼得一下子就哭了。可過了幾分鐘，兒子抹了一把眼淚又上場了。其實，男孩子不能那么嬌氣，踢足球很能鍛煉他們的意志。”
幾個月過去后，孩子飯量大了，身體壯實了。他有了積極健康的興趣愛好，享受到運動的樂趣，鍛煉了意志品質，也有機會和同齡人一起培養團隊精神……這些因踢足球給兒子帶來的變化，更使張穎堅信，自己的選擇沒有錯。
不過，張穎有一位同樣倡導“快樂教育”的朋友，卻有著慘痛的教訓。張穎介紹說：“我的那個朋友因為單位有共建學校，基本上能夠保證職工子弟進入某市重點中學。因此，我那個朋友就放心地實施‘快樂教育’，從未給孩子報過任何一個課外輔導班，鼓勵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。但到‘小升初’那年，那所重點中學的招生名額有了限制，我朋友家的孩子因考分靠后而落選了。一家人心急如焚，最后花了很多錢，托了很多關系才解決了孩子上學的問題。現在，我們都把他的‘快樂教育’作為反面教材，無論如何都不敢在孩子的學業上掉以輕心了。”
功利足球已在校園生根發芽
田文敏不知道有沒有機會，等兒子稍大一些后能和他正式地踢一場球，因為他發現身邊踢球的年輕人越來越少，“我現在每周還踢一次‘野球’，一起踢球的人可能彼此都不認識，只是因為踢球才湊到一起。我發現，現在踢‘野球’的，多半是我的同齡人或是‘70后’，‘80后’比較少，‘85后’、‘90后’更是從未見過。這與我經歷過的‘足球熱’真是大不相同了。”
踢球的孩子少了，北京市少年宮足球教練尹志義對此有著更加直觀的感受。尹志義從1985年開始擔任北京市少年宮足球教練，從業26年，他親眼目睹了青少年足球培訓由熱轉涼的全過程，“我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，當時我們招一個少兒足球班，一下子來了300多個孩子，挑都挑不過來。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，踢球的孩子就逐漸減少了。現在呢？每次招生能來十幾個人就不錯了。”
記者在一張今年上半年的北京市少年宮課外活動開班計劃表上看到，相比起很多課程動輒要開十幾個班的“熱門”景象，每學期只開兩個班的足球班成了最冷門的培訓項目。以前坐等學生上門的尹志義，現在已經習慣于“主動出擊”，去中小學校擔任足球輔導教練。
“踢球的孩子越來越少，原因比較復雜。”尹志義分析說，“過去北京的三環邊就算挺遠的地方了，城里也不堵車，無論孩子住在哪里，來我們這踢球都還算方便。現在，孩子們到我們這來，光路上就要耽誤很長時間。因此，來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。此外，家長帶孩子踢球的心態也在變。過去，家長覺得孩子喜歡足球才會送來學踢球。現在，很多家長是帶著給孩子健身的想法讓孩子學踢球，有的孩子并不一定真喜歡。”
尹志義現在帶著的30多個孩子，基本上不是“小胖墩兒”就是“小豆芽”，過去少年宮的少兒足球培訓還承擔著發現足球苗子的任務，現在看來，這個任務很難完成。
中國足球大環境的惡化，也對少兒足球活動的開展帶來了負面影響。這幾年，尹志義在北京多所中小學校擔任過足球教練，他發現，“城市家庭的孩子即使對足球有濃厚的興趣，也極少往職業足球方向發展。而那些最終愿意走職業足球道路的孩子，通常都來自農村或是打工子弟。他們的家庭從一開始就把踢足球當成孩子日后改變命運的一條路，踢球的功利色彩很濃，這使得孩子在參與足球活動時背著很重的思想負擔。”
而很多正在開展校園足球活動的學校，其功利性也很強。
張穎的兒子今年9月上了小學，學校里有足球活動場地，還有一支足球隊，這支足球隊是全校足球運動的標志。“學校從近千名學生里選出十幾個孩子，對這些孩子的身體素質和運動技能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普通的孩子肯定是沾不上邊的。學校里踢球的也就這十幾個孩子，學校足球隊的存在主要是為了代表學校外出參賽，這讓我很難理解。”張穎說，“學校為什么不能讓大多數孩子都有機會參與足球運動呢？校隊隊員不應該從喜歡踢球的孩子里選拔嗎？為什么要先看孩子的身體條件，再決定教不教孩子踢球呢？”
北京市區不少場地條件好的學校，完全可以開展足球活動，但校方卻不作為。尹志義就遇到過這樣一所中學，有足夠大的場地，還有一名足球專業出身的體育老師。但出于校園安全的考慮，校長就是不愿意開展足球活動。“現在校園安全很受關注，孩子萬一在學校里出了事，校方往往是‘吃不了兜著走’。孩子踢球又難免磕了碰了，那學校更不愿意去冒這個風險了。而且，現在一所學校的口碑好不好，是以學生的考分和升學率為標準，學校當然要把抓學習成績擺在首位。”尹志義表示。
據全國校園足球辦公室負責人陸煜介紹，全國具備標準足球場地的中小學校非常稀少，但校園足球的開展對學校場地條件的要求并沒有這么高，適合小學生開展的5人制足球只需要一片20米×40米的場地，僅與籃球場大小相當，這樣的場地條件即使是位于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市中心的學校也基本上能夠具備。現在，場地問題絕不是導致校園足球受限的最主要問題，很多三四十歲的人可能都有這樣的記憶：在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，隨便一片土地、一塊草坪都能成為自己踢球的樂土。這不就很能說明問題嗎？
來源：中國青年報（記者 慈鑫） 編輯：寧波